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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論壇”綜述
時間:2019-03-05       稿件來源:上海財經大學
   2018年11月17—18日,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論壇”在上海財經大學隆重召開。本次論壇以“高質量發展階段下的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為主題,來自國內外50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200余位學者以及《學術月刊》《中國工業經濟》《經濟學動態》《財經研究》等多家雜志社的編輯齊聚一堂,聚焦當前中國社會保障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11月17日上午,“第二屆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論壇”正式召開。論壇開幕式由上海財經大學科研處副處長鄭春榮教授主持。開幕式上,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姚玲珍教授、經濟研究雜志社張永山社長、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徐龍炳教授、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劉小兵教授分別作了熱情洋溢的致辭。
   大會主旨演講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楊翠迎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教授作了題為《從稅務部門征收的沖擊看養老保險強化“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的緊迫性》的演講。他對企業和個人繳費意愿低下及養老保險減收的深層制度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提高制度參與度和遵繳率方面,內在激勵的重要性不容忽視。現有背景下擴大個人賬戶、強化精算中性因素是全面提升社會保障制度質量的唯一出路。
   上海社會科學院左學金教授以《我國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深化改革:去身份化》為題,從空間維度和身份維度兩方面分析了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雙重分割,闡述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碎片化”對社會保障基金池管理、地區基金差異以及農民工養老、勞動力流動等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從而提出基礎社會保障“去身份化”的迫切要求。
   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趙建國教授演講題目為《政府注意力配置與社會保障事業發展》。他以政府工作報告為載體,詳細探討了政府對社會保障事業注意力配置分化和整合的歷史,發現政府對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相對注意力強度正從較低轉向較高水平,但在不同項目的注意力配置上存在差異,提出政府應保持對社保事業的高度注意力。
   復旦大學封進教授的演講題目為《征繳體制改革與社保繳費減負》。通過針對2000年社保征收改革與參保、遵繳及企業勞動力需求關系的實證研究,分析了當前社保征收體制改革背景下降低繳費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她指出,當前實際繳費率和政策繳費率存在較大差異,做實繳費基數的同時應適當降低費率,并且通過國有企業紅利補充養老保險基金可進一步為降低費率拓展空間。
   上海財經大學叢樹海教授以《總書記民生思想和新時代民生問題》為題,從就業、收入與社會保障三方面講述了習近平總書記民生思想,闡釋了總書記民生思想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及生態等領域的具體體現。他強調在新時代新常態下,就業問題仍是民生問題的“鑰匙”,同時需要全面加固社會保障“安全線”,并始終以習近平民生思想為指導,不斷加強民生建設的科學性、系統性。
大會主題演講之后是分論壇演講與討論。本屆論壇共設立了12個分論壇,以下分五個方面分別進行綜述。
   一、 健康與醫療保障
   健康是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鐘玉英和孔玲玲基于CLHLS2014年數據,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孝老行為對老人健康的影響機制,發現子女的孝老行為,如情感支持、照料支持和經濟支持以及客觀健康對于老人的主觀健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孝老行為對客觀健康有負向影響。李紅艷基于CGSS數據研究發現老年人主觀幸福感水平總體良好,自評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社會階層、社會交往和社會保險在不同程度上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影響。何慶紅和趙紹陽通過實證分析我國退休行為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結果發現退休顯著增加了男性看門診的概率和看門診的次數,而女性退休后對門診和住院都沒有顯著的變化,并且發現這與退休前后的健康偏好的變化有關:男性退休后健康偏好明顯增強,而女性則沒有明顯變化。陳華等發現,參加新農保顯著改善了老年人的視力水平和部分慢性病的恢復情況,降低了老年人IADL受損和患抑郁的概率,但也降低了老年人的自評健康水平,因此“新農保”對老年人健康行為的影響方向并不統一。李琴和趙銳采用2011、2013和2015年的CHARLS數據,分析發現喪偶沖擊會增加中老年人日常活動能力需要幫助和精神抑郁的概率,但是這種影響先上升后下。此外,喪偶沖擊還會帶來中老年人認知能力的持續惡化。
   在老年健康以外的其他人群的健康和醫療保障問題上,彭樹宏和李春根采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CLDS)研究表明,上大學能顯著提高男女個體的自評健康水平,大學教育會通過健康行為、認知能力和收入三種渠道對健康狀況產生影響,其中收入效應發揮主導。程名望和張家平基于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通過提升收入水平、增強健康觀念、提升人力資本和拓展社會資本等途徑提升了居民健康水平,而且這種影響在個體特征和區域差異上存在顯著的異質性。于新亮等選用2005—2016年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數據,研究發現承辦大病保險總體上顯著降低了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績效,而且對于人身保險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優于財產保險公司,對于國有制保險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優于非國有制保險公司。
   二、 老年保障
   (一)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面臨的重要挑戰。人口老齡化主要是由預期壽命延長、低生育率等問題造成的。在預期壽命延長方面,汪偉和咸金坤通過一個帶有教育決策的三期世代交疊模型發現,在市場教育體制下壽命延長對經濟增長呈“倒U型”關系,而在公共教育體制下壽命的延長會促進經濟增長。汪偉和劉玉飛的研究則考慮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老齡化因素,發現人口老齡化會降低城市與農村的教育投資率、降低農村的儲蓄率,但提高城市的儲蓄率,因此盡管總體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國家經濟增長率,但由于農村人力資本積累速度和遷移率下降,老齡化會弱化城市化的經濟增長效應。馮劍鋒和岳經綸發現勞動力人口的空間轉移使得人口老齡化存在區域收斂,而勞動生產率存在區域發散。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正。張翔等從代內角度構建了長壽風險分擔模型,提出了長壽風險分擔差值與長壽風險分擔系數兩個新的測度指標,發現養老金領取年齡與風險分擔系數之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并且最優養老金領取年齡隨著預期壽命延長而增加。池振合和Richard Freeman則著重探討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金收入的問題,他們認為養老金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而老齡化、養老金基金結余與養老金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
   人口老齡化另一重要的驅動因素來自生育率變動。封進和艾靜怡的研究發現,將父代到達退休年齡之后與之前相比,女性生育率有顯著提高,而對男性則沒有明顯影響。由于部分女性會根據父代退休時間規劃自己的生育時間,家庭代際時間轉移可緩解已婚女性在生育和工作上的兩難境地。楊華磊探究了不同的代際贍養模式下生育對老年人福利的影響,指出若要促使生育在長期改善老年人福利,避免代際贍養模式影響總產出和人均產出,那么應該對當前的待遇確定型贍養模式加以調整。改善當前老年人的福利不能過多依賴全面二孩政策,應著眼于提高社會生產率水平。肖彩波的研究也發現出生人口數量的增加或將導致未來人口質量的相對下降,與人口出生量增加相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養老金水平的提高,是應對老齡化危機的關鍵。
   (二)養老金和養老服務
   養老保險是我國最大的單項社會保障計劃。秦雪征和耿峰同時考慮了公共養老支出與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貢獻,發現我國公共養老支出的相對占比增加將抑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增長,而擴大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的政策則更加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張熠等通過世代交疊模型表明,中國快速的人力資本進步可以補償少子化的沖擊,現收現付制具有社會可持續性。中國經濟沿著人口“數量—質量”的前沿邊界運動,完全可以解釋當前養老金體系存在的各種典型事實以及中國養老金改革路徑選擇。金博軼和汪偉在統一增長理論的框架下,通過世代交疊模型測算了我國養老保險統籌賬戶的最優繳費率,在不同的退休年齡方案下,統籌賬戶的最優費率變動區間低于現行標準,因此適當降低統籌賬戶的繳費率有利于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當退休年齡被延遲后,延遲退休導致社會儲蓄對私人儲蓄的替代,家庭生育會選擇數量對質量的替代。
近年來城鄉居民對養老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健康、居住模式等都是影響養老服務的重要因素。朱善文等的報告利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數據發現,轉移到與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將顯著影響父母福祉,農村父母與成年子女同住將增加其正向主觀幸福感,與兒子共同居住將顯著增加父母的主觀幸福感,家庭支持政策有助于改善中國老年人的幸福感。余央央和陳杰研究發現,年紀較輕的農村老年人,相比于親子居住,夫妻空巢獨居更有利于認知健康指標的改善,因此青年人應選取合理的遷移模式來平衡老人照料責任和個人就業的矛盾沖突。龔秀全和周玉婷使用2002—2014年的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于機構養老,獨居、與配偶住、與子女住老人所支付的直接成本、總成本、死亡質量都沒有顯著差異,但臨終老人照料成本的增加顯著降低了死亡質量,特別是對獨居、與子女住老人。宗慶慶等通過對一項大樣本的針對慢阻肺患者的隨機干預實驗發現,老年人身體健康的改善帶來老年照料利用概率大幅減少,并且這種減少主要發生在社會照料需求而非家庭照料需求方面。王靜曦和周磊等通過對15個試點城市長期護理保險資金籌集與待遇支付政策的梳理與比較,重點探討了長期護理保險的籌資渠道、參保范圍、籌資標準、支付條件以及支付水平等問題。
   (三)退休行為和退休年齡
   近年來我國老年人的退休行為以及國家法定退休年齡改革備受關注。曹湛和唐逸州基于世代交疊模型和CHARLS數據,分析了退休年齡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在理論上證明退休年齡和消費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于新亮等的研究通過生命周期理論和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發現,不同的養老金給付方式對員工退休意愿具有異質性作用,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使員工產生了提前退休意愿,而參加企業年金則產生了延遲退休意愿。徐靜和王新梅使用隱性稅的傳統概念分析了養老金對中國私營部門員工退休的刺激作用,DB型現收現付制不鼓勵人們更多地工作,而DC型現收現付制則以犧牲財務可持續性為代價提供了更大的激勵,如果要兼顧激勵和財務可持續性,則需要DC計劃中的年金與退休員工死亡率掛鉤。陽義南使用潛分類模型對被訪者進行識別并分析認為,被訪者的退休取向具有異質性,可分為非延遲退休、延遲退休兩種類型。針對觀測值個體的貝葉斯后驗概率結果表明,非延遲退休意愿的比重遠遠超過延遲退休的意愿。
   邱牧遠等研究認為延遲退休具有人力資本投資激勵效應,在長期內對于解決養老金危機具有超調作用,但在短期內可能會對人力資本存量和養老基金平衡產生負面沖擊,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能夠有效減弱這一負面沖擊。范勇和汪偉從未來人口結構和經濟穩定發展的視角,分析了漸進延遲退休年齡的決定機制和路徑選擇。研究表明,由于年輕人口數下降和老年人口數上升,要維持我國7%的實際GDP增長率水平不變,需要采取漸進性過程將現在的實際退休年齡延遲約5歲。郭凱明等通過實證研究和融合了中國家庭隔代撫養文化的一般均衡模型,發現家庭隔代撫養提高了家庭生育率、降低了女性勞動供給,勞動力數量增長速度的變化方向取決于生育時間成本。延遲退休提高了生育時間成本和勞動力質量增長速度。耿志祥等采用具有內生生育動態模型研究表明,推遲退休年齡可能從正反兩方面影響經濟增長,即減少儲蓄和增加人力資本投資。
   三、 社會救助、勞動保障與住房保障
   (一)社會救助、不平等與社會流動
   社會救助是最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李華和高健利用CHARLS數據,實證研究發現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顯著降低了城鄉居民604%的“因病致貧”率,大病保險治理“因病致貧”效果存在著明顯差異化的因人和因地效果,應該擴大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重大病病種范圍,并免費救治或救助重度貧困和嚴重“因病致貧”群體。賈海彥和王晶晶認為,后2020時期的貧困治理亟需將多維貧困的理念深入基層農村,關注多維隱性貧困問題。張明等在總結新時期農村社會關系網絡的特點基礎上,基于CGSS2013的數據,發現社會保險能夠顯著增強農村居民社會關系網絡,進而增進了村民的社會交往意愿及能力。
   不平等以及社會流動的下降已經成為各國普遍擔憂的問題。寧磊和紀園園在我國收入差距不斷增大的背景下,利用城市層面的微觀調查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城市的養老金覆蓋率確實對收入差距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相比2005年養老金改革之前,改革后城市養老金覆蓋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再顯著。此外,相對于欠發達和中等發達城市,養老金覆蓋率對發達城市的調節效用更強。章韜和潘艷的研究在世代交疊模型框架下通過引入城市實物資產投資回報率得到個體遷移決策方程以及個體工資與兒童時期城市特征的關系,并利用數據實證發現教育水平較高的父母有能力在較大的城市定居,而出生在大城市個體更易獲得代際教育、財富流動性溢價,對個人當期收入存在正向影響。汪偉和徐樂在生育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使用三期世代交疊模型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研究發現生育率的提高所引致的規模效應將進一步擴大家庭內部收入的代際流動性,從而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因此,政府應密切關注孩童撫養對我國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動態影響。
   (二)工資、就業與失業保險
   張瓊和曹暉利用全國稅收調查企業層面數據研究發現,在最低工資增加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過程中,殘疾人員是承受不利沖擊最大的人群。殘疾員工較多的企業工資總額增加比例也相對更大。趙建國與周德水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能夠提高大學生就業者人力資本,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工資的影響效應則呈倒U型,對不同學歷的畢業生存在互補和替代關系,而且存在區域不平衡性。蓋慶恩的研究考慮了勞動力的選擇效應和人力資本差異后,發現中國勞動力市場扭曲在部門、區域間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對部門而言,建筑業和采礦業所面臨的扭曲最高。
   在失業保險研究方面,梁斌和冀慧利用中國時間利用調查(CTUS)數據發現,在待遇水平較低時,失業保險不僅不會阻礙失業者求職努力,反而通過補貼失業者的搜索成本提高其就業努力。隨著失業保險標準不斷提高,失業保險對求職努力的正效應會逐漸降低,出現道德風險。趙達研究發現在控制當期收入的前提下,失業率每提高1%將導致城鎮就業家庭消費下降048%,而在此過程中,失業保險雖然有助于緩解消費下降,但統計上不顯著。國有、集體和股份制就業者所受影響也不顯著,而個體或私營企業、自由職業者家庭消費下降,并且勞動者配偶勞動供給的概率增加。
   (三)住房保障
   王敏等就住房不平等的階層效應與幸福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住房對城鎮居民社會階層認同與幸福感皆存在顯著的正向效應。進一步發現,住房不平等的社會效應存在性別異質性,相對于男性來說,住房對女性社會階層認同及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顯著。當前我國的保障性住房整體覆蓋比例較低,尤其是在對流動人口的供給上。李勇輝和李小琴從流動人口保障性住房供給受限與家庭化遷移趨勢凸顯的兩個特點出發,探究了保障性住房與子女隨遷的內在關聯。在糾正了內生性偏誤后,發現保障性住房可以減少由于子女隨遷所導致的退出勞動力和房租增長的負面影響,為家庭化遷移創造有利的居住條件,提高子女隨遷的可能性。
   四、 社會保障管理
   (一)社會保障征管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繳費不實、地區間繳費率失衡、農民和青少年等群體參保率低等問題引發了普遍關注。楊翠迎和魯於從財政分權的視角指出,財政分權度會加劇企業社會保險繳費不實程度,且財政收入分權的影響大于財政支出分權,并且創收壓力越大時,財政分權對企業社會保險繳費不實的影響效應越大。林靈和曾海艦的研究解釋了“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險費率明顯低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現象,發現地區間人口遷移會引起城市人口結構變動,外來人口比重變動對地區老年人比重及撫養比具有顯著影響,人口結構變動引致的地方財政壓力上升會使地方政府提高社會保險費率以及繳費基數。
   王曉潔等通過構建農民參保行為決策偏差的前景理論模型,以青年農民和中老年農民兩類群體為考察對象,根據損失厭惡、參照依賴、敏感度遞減等心理特性,揭示了農民參保行為偏差的響應機制,認為可以利用“可得性偏差”構建新農保的財政獎勵機制,通過提高最低繳費檔次突破“錨定效應”等,提升新農保制度的績效。杜建軍等研究了《社會保險法》對民營企業投資的影響,通過DID、PSMDID及處理效應模型等多種計量方法對2008—2016年1321個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基礎上,指出《社會保險法》實施后民營企業明顯增加了投資水平,且對非制造民營企業投資的影響程度要大于制造民營企業,對東部地區民營企業投資的影響程度要大于其他地區。
   (二)社會保障項目交互影響
   不同社會保障項目間存在的緊密的交互影響,評估社會保障政策的影響時需要考慮項目間的相互作用。張川川和黃煒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社會保障項目之間的相互作用,通過雙重差分法,他們發現開展“新農保”試點導致試點縣居民參加“新農合”的概率顯著降低,同時個體參加“新農保”也導致其參加“新農合”的概率顯著降低。呂學梁和王靜靜的研究則發現社會保險會對商業保險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從異質性角度來看,居民社保對壽險需求的影響在低教育程度群體表現為顯著的提高效應,而在低財富水平家庭中則為顯著的擠出效應。賴毅等利用全國公立醫院財務報表數據,以新農合、新農保合并為研究對象,發現2015年以前自發進行兩保合并的地級市在兩保合并后相對未合并地區,總診療人次會下降2%,醫院醫療收入也下降38%,而人均費用沒有顯著的影響,并且從醫療費控制和社保管理權角度進行了解釋。
   本次論壇期間還舉辦了上海財經大學“第八屆全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優秀研究生學術論壇”。這項研究生論壇活動自開辦以來,已經成為了國內社會保障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研究生學術活動之一。在本次論壇舉辦之際還召開了“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論壇理事會議”,各理事會代表深入討論了論壇章程、論文評選辦法,并確定了明年在江西財經大學舉辦“第三屆中國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論壇”。為了加強國內一流期刊與青年學者的交流,分享文章寫作和投稿方面的經驗,論壇還邀請《經濟研究》《中國工業經濟》《學術月刊》《經濟學動態》《財經研究》等期刊的編輯與青年學者開展了“作者沙龍論壇”。在主辦方精心組織下,各項活動均取得了圓滿成功。
 
 
   作者:楊翠迎、鄭春榮、汪偉(通訊作者)、張熠
 
 
 
 
  • 主管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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