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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勞動經濟學前沿論壇”綜述
時間:2019-01-23       稿件來源:中國人民大學
   為促進中國最新勞動經濟研究和動態的交流,共同打造中國勞動經濟問題的高層次學術交流平臺,推動中國勞動經濟學科發展和創新,更好地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第二屆中國勞動經濟學前沿論壇(2018)由《經濟研究》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和暨南大學經濟學院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承辦,于2018年10月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召開。《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暨南大學伯明翰大學聯合學院院長、經濟學系主任王春超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孫志軍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經濟系系主任羅楚亮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系系主任韓軍副教授以及各兄弟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70余人參會。
   本屆論壇的主論壇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與《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主持。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暨南大學伯明翰大學聯合學院院長、經濟學系主任王春超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孫志軍教授分別在論壇開幕式上致辭,表達對本次勞動經濟學前沿論壇舉辦的祝愿以及對未來勞動經濟學領域研究的期望。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在致辭中表示,此次論壇的舉辦得益于《經濟研究》編輯部、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協力合作,充分體現了經濟學的外部效應和聚集效應,這不是一個零和競爭,而是一個共贏的格局。勞動經濟有很多很重要的問題可以進行研究,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相信大家今后在這方面的研究會取得豐碩的成果,更好地為學術、為社會服務。《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表示,勞動經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人的問題,勞動經濟領域的學者研究的出發點應當是尊重人的發展,使人在一個新的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里面得到更為全面的社會和經濟福利。劉霞輝研究員也對學者提出兩點期望:一是要解放思想,從而使研究更為深入;二是要富有信心,對中國日漸復雜的勞動問題深入研究。暨南大學伯明翰大學聯合學院院長、經濟學系主任王春超教授鼓勵學者將國內傳統的理論研究和國外研究融合,并重點介紹了此次論壇的三大特點:一是論題很廣,基本涵蓋了勞動經濟學各項前沿論題,尤其是人的發展是這一當前社會轉型時期重要的論題;二是投稿論文質量很高,寫作范式國內外融合趨勢明顯;三是交流很深刻,分論壇安排合理,交流時間充足。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黨委書記孫志軍教授表示,勞動領域的研究正處于最為活躍、最為豐產的時代,這與勞動領域的特點密切相關,廣大學者正當其時,大有作為,并表達了承辦下屆勞動經濟學前沿論壇的強烈意愿。北京師范大學賴德勝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趙忠教授分別在主論壇上進行主題演講,與參會的專家學者交流勞動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與思考。
   北京師范大學賴德勝教授以“改革開放與時間的經濟價值”為題作主題演講。賴德勝教授首先結合舒爾茨的“人類時間價值提高的經濟學”一文,闡釋了人類時間價值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是不斷提升的這一觀點,即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重視,所以人的時間價值提升有助于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如制度安排調整、勞動者收入提高、工作推遲與工作時間的減少、人類出生率下降等一系列變化。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就是人類時間價值提高與社會體制改革相互適應的過程,未來我國的進一步發展也需要從人類時間價值這一線索中尋求答案。在如何提高時間價值方面,賴教授認為激勵機制的改革、教育水平與教育收益率的提升、市場半徑的擴大、社會流動增強均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國需要公平、平衡、充分發展教育,有效配置人力資本,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解決如何保護人類的發展、促進人類的發展這一關鍵問題,實現以人為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趙忠教授以“宗教文化與兒童就業”為題作主題演講。趙教授在人的發展的主題下選取了一個更細分的內容,即兒童的發展。趙教授認為童工問題從學術角度來看是一個重要的、值得研究的主題。收入、文化、性別等都會成為童工參與率增長的原因,但我們可以通過正規的制度安排與非正規的制度性因素來解決這一問題,其中宗教文化即為一個重要的非制度性解決方法。當下的宗教文化雖然不如封建社會時期影響范圍廣,但是它的影響仍然非常大。趙教授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宗族文化對童工參與率的影響,以及這種效應在城鄉、男女、經濟狀況方面的差異性,發現在我國農村正規制度還沒有完全成熟發展的情況下,宗族文化這一非正規制度文化可以替代正規制度,減少童工的發生率,這一作用對于男性兒童和家庭經濟困難人群的效用更為明顯。
   除主論壇外,本次勞動經濟學前沿論壇共設六個分論壇,分別為“教育經濟”、“勞動力市場”、“人口流動”、“家庭經濟”、“人力資本”、“社會保障”,與會專家學者分別圍繞以上六個主題進行研究成果展示,并相互點評研究內容。
   一、教育經濟
   在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上,來自北京大學的劉霄借助公立高校的抽樣調查數據,介紹我國高校教師的學緣在空間的分布和流動狀況,并探究學緣的空間流動和教師返鄉執教的關系,最終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在我國不同地區學術資源差異大的背景下,高校教師空間流動有助于增加回鄉執教的概率。北京師范大學的許敏波利用人力資本生產函數刻畫高等教育的投入產出關系,發現伴隨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各種教育投入要素不斷增加,但是師生比持續下降;師生比的下降通過三個途徑影響最終的人力資本產出:學生和教師的努力程度,以及師生比的直接影響;考慮到其他投入要素的增長,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產出是上升的。
   在對中學教育的研究上,來自北京大學的王筱筱運用2018年云南大理彌渡縣四所中學初中生問卷調研數據,探究農村中學生的財經素養與求學意愿,財經素養能夠增強學生對教育成本收益的理解,從而增加學生投資教育的積極性。
在教育公共政策的分析方面,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張翕使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的抽樣調查數據,研究了1999—2000年間國家普及九年義務的政策與農村地區初中入學率之間的關系,并考察人口密度對這一政策效果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從2000年到2005年,九年義務教育政策使農村地區初中入學率比城市地區的初中入學率多提升23%;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區,九年義務教育政策所帶來的入學率提升效果越明顯。來自廈門大學的萬千使用中國教育跟蹤調查數據,探究減負對個體間因家庭教育背景差異導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影響以及其內在機制,主要關注課業時間與教育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由于課業時間會強化父母教育水平對子女教育表現的邊際影響,減負會降低教育不平等;個體間因父母教育水平差異導致的家庭教育投資差距和認知能力差異是引發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在教育的影響方面,來自北京大學的王任遠引入不完全信息下動態博弈模型來研究受教育程度與農民工收入性別差異的關系。理論研究分析發現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主觀歧視,在受教育程度接近的群體中,男性勞動者的收入會高于女性勞動者,收入差異會隨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減少,實證發現與理論分析一致。
   二、勞動力市場
   在對經濟價值的研究上,來自暨南大學的張萃將中國人口普查個體微觀數據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相匹配,量化研究外來人力資本對流入地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外來人力資本對流入地企業生產率起到顯著的提升作用;相對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而言,外資企業從外來人力資本的生產率提升效應中受益最為顯著,表明外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對國有和民營企業的外來人力資本流入產生擠出效應。
   在對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研究上,來自吉林大學的趙新宇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系統評估了勞動力市場扭曲對居民創業的影響。研究發現:總體而言,勞動力市場扭曲降低了居民的創業概率;從創業類型來看,勞動力市場扭曲對“機會型創業”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對“生存型創業”的影響并不顯著;從創業群體來看,勞動力市場扭曲會倒逼農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開展“生存型創業”,但是抑制了城鎮居民和高收入居民開展“機會型創業”的積極性;分地區來看,沿海地區勞動力市場扭曲在促進“生存型創業”的同時并沒有顯著抑制“機會型創業”的開展,內陸地區勞動力市場扭曲則顯著抑制了“機會型創業”的開展。來自南京審計大學的楊飛探究市場化、信息化對勞動力市場極化的影響,結論表明市場化和信息化及其交叉項顯著提升了制造業和服務業高/中技能勞動比和低/中技能勞動比,即市場化和信息化顯著促進了勞動力市場極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技術效應是高/中技能勞動比提升的主要因素,而低/中技能勞動比上升的主要因素是高技能勞動就業的需求效應。
   在勞動力市場的其他方面,來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李瑩采用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對中國機會不平等程度與生成機制進行三重分解,結論表明:在不平等程度方面,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中42.28%的部分源于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剩余57.72%的不平等源于個體努力程度的差異、是公平合理的不平等;在環境因素對機會不平等的貢獻率結果方面,地區、性別、戶籍、年齡對機會不平等的生成中普遍具有較高的貢獻程度;從機會不平等的生成渠道分析,發現全樣本中間接渠道生成的機會不平等占機會不平等總量的37.11%,教育間接渠道是引致機會不平等間接渠道異質性的主要原因。來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曹雅茹采用2009—2015年我國30個省級地區的制造業面板數據,揭示智能化對就業總量和就業結構影響的內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智能化程度與我國制造業就業總量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智能化程度對就業創造效應的影響存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智能化通過促進產品創新和促進技術創新等中間途徑實現就業創造效應;智能化促進了制造業就業結構的高級化轉變。來自湘潭大學的周穎采用地級市層面的性別比與房價相關指標數據,探索男女性別比與房地產價格的關系,最終發現我國各地區存在不同程度性別比失衡,男女性別比對我國房價存在顯著“U型”影響,性別比對房價的影響存在顯著個體差異性和地區差異性。
   三、人口流動
   在宏觀的經濟層面,來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黃宗曄研究省際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通過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發現,距離、戶籍寬松程度和居民的社會關系網絡等因素能夠顯著的影響遷移成本,在2000—2010年間,遷徙成本的下降改善了中國勞動力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為中國整體經濟增長貢獻了7%—8.5%,但是勞動力的流動擴大了區域之間人均收入的差距。
   在對農民工這一類流動人口的研究上,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的文樂以兩篇文章分別分析了兩種因素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首先,文樂運用2014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與相匹配的宏觀數據,研究房價上漲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最終發現房間上漲導致城市生活成本上升,農民工需要增加基本消費支出并節省用于發展和享受方便的非基本消費,故而房價上漲增加了農民工家庭消費總支出,并使其消費結構發生變化。接下來,文樂運用2014年《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的數據,研究商業醫療保險對農民工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商業保險可大幅度減少農民工醫療方面的指出,從而降低預防性儲蓄,最終使農民工人均家庭消費增加約5%—11%。
   在與流動人口相關的其他方面,來自北京大學的鐘京東利用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研究了健康知識宣傳對流動勞動力工作時間的影響,結果表明健康知識的獲得對流動人口勞動時間的負向影響隨著實際工資的提高而不斷減弱;流動人口的勞動時間與實際工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倒U型關系;對于不同個體特征的流動人口,健康知識對勞動時間的影響有所不同。來自暨南大學的梁文泉采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與流動人口監測數據,考察戶籍制度對移民匯款的影響,結論表明城市落戶難度系數增加1個單位,匯款概率增加8.8個百分點,匯款金額增加75.1%,戶籍制度通過增加留守兒童而影響移民匯款,而匯款增加移民家庭的凈支出,減少了移民家庭的收入。來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朱明寶利用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研究人口流動與社會信任的關系,結果表明一個地區的人口流動性對該地區相對年輕、文化程度相對較低、體制外就業和戶籍居民的社會信任具有顯著的U型影響,但對相對年長、文化程度相對較高、體制內就業和流動人口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四、家庭經濟
   在對家庭責任問題的研究上,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的何浩然利用我國生育政策的外生變量和政策變化來探究勞動力市場歧視,例如是否存在對于較多家庭責任承擔的勞動者的歧視,這種歧視對男性和女性是否為等量的,獨生子女在勞動力市場上是否會受到歧視等,研究發現女性會受到被期望的家庭責任的統計性歧視。來自廣東金融學院的張呈磊利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數據,研究家庭教育背景與子代早期人力資本發展的關系,發現家庭教育背景對子女早期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子女的早期認知和非認知能力是影響其教育獲得期望和輟學率的關鍵因素。
   在對婚姻的研究上,來自廈門大學的文強運用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研究“門當戶對”的婚姻,結果發現婚姻匹配模式對社會結構及其運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門當戶對”具有負外部性,但也會帶來經濟收益。來自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的馮婧使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研究結婚對女性收入的影響,結果表明結婚會顯著地降低女性的收入;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條件下,結婚對低收入和高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非常明顯;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條件下,結婚對低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效應明顯,而對中高收入女性收入的降低效應較小。
   五、人力資本
   在宏觀經濟層面,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馮珺基于新結構經濟學視角研究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高人力資本占比與中人力資本占比對于經濟增長存在推動作用,而低人力資本占比對于經濟增長存在抑制作用,在控制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此兩類人力資本結構每提升1%可以推動人均GDP分別提高1.4%和0.7%,低人力資本占比每增加1%會導致人均GDP約1%的負增長。來自同濟大學的程名望采用2001—2016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基于勞動力轉移視角進行實證分析,研究互聯網使用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發現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效果來看,互聯網使用對勞動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互聯網使用通過促進勞動力轉移進而間接影響勞動生產率水平提升;另外,互聯網通過勞動力就業結構的勞動力轉移渠道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效果要大于單純通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的勞動力轉移方式。
   在個體層面,來自南開大學的羅雙成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非認知能力有助于個人提升創業成功的信心和希望,增強個人創業動機;非認知能力主要通過創業回報進一步影響個人創業選擇,非認知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個人應對創業活動中的各種挑戰,并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而獲得更高的創業回報,提高了個人創業意愿;認知能力對風險偏好具有顯著的影響,從而有助于個人創業風險投資。來自四川農業大學的晏國耀使用2016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研究戶主文化資本對家庭教育消費的影響,在實證層面上驗證文化資本、階層認同、家庭教育消費間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戶主文化層次較高的家庭,其教育消費水平往往更高;隨著戶主的主觀社會階層提升,家庭教育支出也呈現出上升趨勢,而在糾正其內生性偏誤之后,其作用效果與顯著性都得到增強;受內在作用機制與外在文化傳統影響,中國家庭戶主的階層認同本身也受到其文化資本的正向影響;戶主的文化資本通過影響階層認同進一步影響了其家庭教育開支,并且階層認同在戶主文化資本影響家庭教育消費的過程之中發揮了14.29%的中介作用。
   六、社會保障
   在社會保險的研究方面,來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孫守紀使用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調查數據,以失業保險為例,通過Cox比例風險模型,揭示了城鎮職工和遷移工人對失業保險的不同反應。對于城鎮職工而言,參加失業保險提高其就業率,存在較強的參保再就業效應,隨著凈資產的提高該效應逐步弱化。對于遷移工人而言,參加失業保險降低其就業率,存在較為明顯的道德風險效應,隨著凈資產的提高道德風險效應逐步弱化。無論是城鎮職工還是遷移工人,提高失業保險金并沒有降低其就業率。來自中央財經大學的張川川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和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指出社會保障體系各項目之間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基于家庭調查數據,使用DID方法實證檢驗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醫療保險的擠出效應。
   對于其他社會保障政策的研究,來自上海財經大學的韓家彬基于2011年、2015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研究發現農地確權將農地的剩余控制權配置給農戶,保障了農戶土地關系專用性投資的事后收益,有助于提高農戶的土地關系專用性投資,增加農戶土地經營收益,并促進農地資源的充分利用;確權有助于擴大農地流轉規模,增加耕地轉出農戶土地租金收入,并促進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確權有助于農地的集中規模經營,增加耕地轉入農戶土地規模經營收入。來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章瀟萌通過構建一個包含研發部門的三期世代交疊模型來考察,在創新驅動增長模式下,延遲退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延遲退休主要通過需求側的研發部門融資約束效應,供給側的青年時期勞動供給效應和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延遲退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確定,取決于上述三種效應的大小對比。在特定參數環境下,延遲退休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倒U型、單調遞增或遞減關系。
   本次論壇聚集了許多勞動經濟學領域的著名專家和青年學者,是學術界進行思想交流取長補短的重要平臺。論壇舉辦期間,與會學者積極參與展示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并就各項成果展開熱烈的點評與討論,有效地促進了中國勞動經濟領域的研究與學科的發展,更好地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服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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